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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9 13:09:33【3409754】
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一、对资源型产业高度依赖、产业发展极不平衡。长期以来,山西、内蒙古等地“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不断强化。山西煤、焦、冶、电四大传统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85%。新兴产业比重小,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二、外延扩张、粗放发展,过度开采,资源环境代价巨大。山西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粗放式的煤炭开采,造成环境损失近万亿元,地表塌陷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8,单位GDP能耗、单位面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负荷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居全国首位,环境容量处于超负荷状态。三、体制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足。长期以来,在资源红利的诱导下,传统产业过度扩张,像“抽水机”一样吸纳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向煤及相关产业汇聚,造成了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导致非煤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竞争力。四、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民生欠账多。资源型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弱,就业矛盾在产煤地区尤其突出。垄断集团的高额利润与矿工、农民的收入形成反差,引起群众不满。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9%,相对于丰富的资源来说是“富饶的贫困”。近年来,山西等地高度重视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特别是国务院同意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试点工作开局良好。我们建议在“十二五”期间,以办好综改试验区为突破口,切实加大力度,集中解决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问题。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简政放权”,进一步巩固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果,加大体制改革力度,增强内在活力和动力。推进煤炭、电力体制改革,加快煤炭、电力企业联合重组,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实现煤炭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二、促进区域融合,合理制定规划。区域经济融合是促进资源型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制定涵盖山西在内的环渤海经济区综合规划;加快京津冀晋区域经济融合所需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一体化城市群,并选择重点区域实行类似天津滨海新区的开放政策。三、国家应实行适应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财税政策。应着力在资源型地区先行试点煤炭资源税改革,实行从价定率征收。应着力对资源型地区扩大生态环境转移支付补助范围,对水源涵养区与生态保护区比照享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民生项目的转移支付力度。四、国家应赋予资源型省份一定的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权。建议将直接融资产品向重点资源型省倾斜,支持山西等地优先发展金融市场体系,提高中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超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发行主体覆盖面;支持企业转型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冯培恩委员发言。请蔡继明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冯培恩: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着力克服制度缺陷推进股市健康发展》。股市是公民投资理财的重要选择。去年沪深股市分别以21%和28%的跌幅领跌全球股市,5000万股民亏损面达87%,人均亏损4万元,机构投资亏损超过4000亿元。如此巨额的亏损激发了民怨,政府救市举措若不到位,则可能恶化为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若把数万亿社保资金结余、住房公积金和财政盈余委托机构投入股市,需慎重估计其风险。只有通过改革克服制度缺陷,才能从根本上推进股市的健康发展。一、强制实行现金分红,吸引股民长期投资。持续的现金分红既是股民持续投资的动力,也是上市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但A股市场20年来给股民现金分红的总额只占融资总额的17%,低于股民的交易成本,股民只能靠二级市场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获利。建议修改有关法规,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明确回报和现金分红计划,把上市公司的融资再融资规模、资产重组计划、经营者薪酬及相关的优惠政策等与现金分红规定紧密挂钩,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分红义务。二、实施严厉退市制度,优化股市资源配置。退市制度能优化股市资源配置、防范股市风险。例如纳斯达克(微博)股市在三年间减少13.08%的上市公司数,同时培育了很多世界级企业。我国股市21年间退市公司仅占上市总数的1.82%。一些劣质上市公司因有重组预期和“壳价值”而被高估并炒作,破坏了股市功能。建议制定严厉的退市法规,并杜绝借壳上市行为。三、从严约束高管辞职,阻止上市套现行为。2011年A股市场辞离职高管达1264位,较上年同期增长68%。高管辞职套现暴富阻碍了股市稳步发展,激起了股民的强烈愤慨。建议在相关法规中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10%;公司高管在任上抛售股票须在两个月前披露相关信息;禁止公司董事、监事、总裁和董事长等高管在辞职套现后三年内到上市公司就职,一年内到非上市公司就职;对上市公司高管抛股套现开征高额资本利得税;董事、监事和高管离职后一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申请IPO时高管必须做出任职期承诺。四、强化证券民事赔偿,保护股民利益。我国股市欺诈上市、内幕交易、股价操纵、虚构利润、股市黑嘴、虚假陈述和重组等欺诈行为不断,严重损害了股民利益。2002年高法的有关通知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完善。建议在《证券法》中规定对因欺诈行为造成股民损失必须合理赔偿,同时制定证券民事赔偿的法律实施细则,指导司法实践。五、改革股市审批制度,扼制股市腐败行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PE)腐败使股市成为权贵寻租的理想场所,例如国信证券、中信证券(微博)(12.48,0.01,0.08%)和华泰联合证券均有人因卷入PE腐败案被查处。一些投资掮客通过行贿等手段提前从内部获取上市公司信息并高价卖给投资者。一些上市公司高价收买基金经理、媒体和专家为其吹嘘,制造股市泡沫。建议将上市审批或核准制度改为备案制,对劣质或欺诈上市公司实行严厉的退市制度和民事赔偿制度。建议加快证监会职能从“管制”向真正“监管”的转变,以加大对股市腐败行为的查处和惩戒力度。六、发展有限合伙企业,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不少劣质企业突破层层审批欺诈上市,圈走巨资却不承担相应责任。建议参照国外风投公司模式,大力发展有限合伙上市公司,其中股民作为有限合伙人不直接参与管理,一般出资总额的99%而得80%收益,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者作为普通合伙人负责运行,通常出资1%而得20%收益,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企业只要通过监管层备案就可直接上市,在融资时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只有潜力强的优质公司才有胆量上市。只要深化制度改革,股市定能促进经济与民生的良性互动,并成为实现中央决策、增加公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谢谢大家。1 2 3上一页下一页 万钢:现在请蔡继明委员发言。请焦家良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副主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蔡继明: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完善惠农强农富农政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又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万钢:现在请焦家良委员发言。请杨先明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盘龙云海药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焦家良: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借新十年扶贫开发之机 大力推进边境扶贫开发工作》。《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但对边境贫困问题强调不够突出。边境地区的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三分之一,沿边境线分布着9个省(区)135个边境县、旗、市,其中有107个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有30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边境地区人口2200多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7%。从扶贫的角度讲,解决了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不仅将对我国整体扶贫开发工作起到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边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尽快消除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不但是一个扶贫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部分地区仍然还没有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甚至呈现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以云南省为例,25个边境县(市)的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3%,有16个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10年边境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715元,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至今还有一些自然村听不到广播、看不了电视,边境道路“晴通雨阻、通行困难”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新十年扶贫开发之际,我们应该、也有能力进一步解决我国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我们建议:一、通过目标设定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落到实处。边境地区是我国的“门面”,边境人民代表我国的形象,边境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是国土的卫士。边境人民的发展和富裕,不仅是当地人民的愿望和期盼,更是国家的责任和荣耀。建议国家设定一个明确的期限,比如说5至10年,着力解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要明确一个发展总体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脱贫并高于邻近国家发展水平的、边境各民族人民能够比较体面生活并有心灵归属感的家园。根据这一总目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具体指标,使这项工作能落到实处。二、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边境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利用当前投资拉动内需的机会,由国家全额投入,有效改善边境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优化边境地区的生产发展环境,提升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三、通过产业发展打造边境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示范区。在有发展基础和条件的边境地区,设立专项扶贫资金,通过产业发展,培育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边境人民的经营管理能力,使边境地区成为富裕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示范区。四、通过边境扶贫促进各民族文化建设。边境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开展边境扶贫工作时,应设立文化发展专项投入,从尊重边境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出发,鼓励各民族继承并实践自己的民族文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培养各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五、通过边境扶贫强化全民族的国防与国家意识。传统的国防与国家意识教育活动,缺乏实际的感受和体验,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通过边境扶贫行动,调动社会各方的参与,让公益、慈善也聚焦边境、关注边境、建设边境,把国防与国家意识体现在实际的行动和具体的项目上,从而可以强化全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谢谢。万钢:现在请杨先明委员发言。请陈经纬委员准备。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云南省副主委、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杨先明: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1年第35号公告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107174.91亿元,相当于1997年2994.82亿元的36倍,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为52.25%。因此,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生成的原因。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及风险生成,直接表现为地方财政收支存在缺口,而缺乏法律监管和制度约束是重要原因。1.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地方政府财政收不抵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形成“大上大下”的财政分配关系,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升到2010年的51%,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也翻了59倍。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也在迅速膨胀,根据调研,规范津补贴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民生项目,以及扩大内需所需要的财政支出,占去了西部县级政府平均一般预算收入的65%左右。2.举债权利与偿债责任时空分离,形成债务内在扩张机制。在现行体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属于政绩考核范围,但债务规模及其控制和偿还不在政绩考核范围;举债创造的政绩属于本届政府,而债务偿还的责任可转移至下届政府;这些因素引发将债务责任向后任政府、上级政府或者市场主体转移的预期。举债权利可以与偿债责任分离的现实,必然推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盲目扩张。3.地方政府性债务监管乏力,债务规模难以合理控制。由于缺乏有效规范债务规模和清偿的机制,地方政府在举借债务时对债务的大小和还款能力考虑不足,从而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严重逾期;由于没有规范有效的债务风险预警和信息披露机制,各级政府不能实时了解到债务的风险状况,上级政府由于信息不对称也不能对债务规模进行控制,从而造成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二、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建议。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是我国经济社会 澳门大三巴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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